四川袍哥会的膨胀与覆灭

袍哥是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之一（另两个为青帮、洪门），袍哥组织在四川存在了100多年，成为一般巨大的社会潜势力，在四川近现代史上有其独特的影响。袍哥会发源于清朝初期，盛行于民国时期，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取缔。

袍哥参政

民国初期，四川的党、政、军、农、工、商各界都有人参加袍哥组织，甚至有人曾公开表示“没有参加袍哥组织者就很难在四川社会上立足”。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，袍哥帮会势力开始广泛渗入到社团和政党阵营。

到抗日战争后期，袍哥人数越来越多，袍哥组织数量不断增加。各地方上的袍哥组织首领有了扩张势力的野心，同时也有了一定的实力。袍哥组织的领导人物迫切希望通过政治上的“合法”化来对袍哥组织旧有形式进行改造，于是，参政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
袍哥头目首先对袍哥会成员进行联合和集中，一些分散性的袍哥会抱团组成了更大范围的地区性的组织。壮大后的袍哥团体打着“民主”招牌，成功入围地方性政权和参议会，妄图参与国家政治权利的再分配。由此，袍哥组织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途径跻身政坛，也就从秘密转为了公开，从非法转为了合法。

此前，蒋介石曾经为了控制住四川地区，采用了联合军阀和袍哥组织的办法，让其联合治理四川的地方事务，但是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后遗症，袍哥力量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四川地区的最大帮会组织——袍哥会也在此次风潮中建立了两大政党。两政党之一的“中华社会建设党”是四川袍哥首领冷开泰、邓叔才所组织建立的，总部设在成都。这个“中华社会建设党”号称以“阐扬民生主义”为党的宗旨，实际上与原来袍哥组织一样，“旧瓶装新酒，换汤不换药”。

1947年，国民党政府为装点门面，稳定政治局势，在各县炮制“国民代表大会代表”选举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四川袍哥会竟然在四川地区演出了一幕幕明争暗斗的闹剧，垄断了选举。袍哥总社舵把子（即头目）蓝尧衢，曾投靠过国民党元老戴季陶、张继等，以政客兼企业家身份活跃于成都，蓝尧衢凭借自己的财力在投票前夕拉票，最终当选。

还有一次在成都“国大代表”的选举大会上，曾因为袍哥强行介入选举，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邓锡侯差一点交不了差。当时，国民政府内部已暗中钦点四川的大军阀之一，郑州绥靖主任孙震为“国大代表”。岂料这时出身袍哥组织、人称“西霸天”的徐子昌硬要和孙震争夺“国大代表”这个名额。最后虽然孙震做出了让步，但是却无疑让国民党民主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受到更多诟病。

至于重庆地区，“国大代表”在基层选举阶段也由袍哥所垄断，参选者90%以上都是袍哥，大都是来自乡镇保长和有袍哥背景的工商界活跃分子。目睹“国大代表”选举的种种黑幕，原本没有袍哥会背景的人也寻求袍哥组织的支持，以提高当选的可能性。有些人甚至在临选之前加入袍哥会。

国民党对袍哥的态度

袍哥会的纪律性较差，内部管理业更为混乱，对政治秩序的干扰远大于贡献。以当时的四川省什邡县为例，当地的袍哥头目有宣意儒、马伯华、丁聘如和徐乐斋四人，他们并称为当地的“四霸”。这帮“袍哥舵爷”大都身兼本地要职，做了名副其实的“地头蛇”。在他们的下面又有一支俗称“豆芽子”的手下作帮凶横行乡里。

“四霸”主要通过公口（又称山头、堂口）与亲属联姻的方式，逐步建立并扩大自己在袍哥江湖中的实力，成为地方帮派组织。当年，什邡的县长在工作中都不得不备受袍哥的刁难；每一任县长都要专程去“袍哥舵爷”的家中拜访，拉拢关系。

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四川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，任何一个外来上任的行政官员或者是客商，如果没有向袍哥“拜码头”，那么他们都可能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，甚至有人为此丢掉性命。

此外，袍哥会在经济方面的实力也让人不容小觑。1946年夏，成都袍哥协胜公口舵把子陈俊珊病故，现场设有灵堂，举办的流水宴席时间长达七天七夜，据称招待了上万人次。来自军政各界的人士近300人参加了送葬仪式。祭幛、挽联、花圈、锣鼓长达几十条街，身着的孝帕孝服，形成了白色的人流。成都春熙路、东大街、总府街等闹市，竟出现万人送葬的场面，在送葬队伍中还有狮子龙灯，沿街码头设香案路祭。据统计，丧葬费耗资40万银元，耗费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，而这笔巨额消耗，都由成都市和周边县城的袍哥筹集。

1947年11月，面对地下帮会持续的肆意妄为，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日渐高涨，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，1948年8月国民党行政院发出训令称“各地帮会组织因其份子复杂，行为诸多不轨，各级地方政府自不得准其备案。”

在四川，重庆市市长收到了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的来信。来信直言“川中社会下层多为哥老所把持，登高一呼，乱者四应，前途未可乐观，应设法制止，以遏乱荫。”然而，国民党其实另有打算，他们表面上称要肃清政治军事队伍，实则是在遏制共产党力量深入到帮会之中，同时一并打击共产党在川西的扩张。

不过，国民政府也确实担心袍哥组织制造出更多的混乱，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秘密的政策规定，暗中禁止国民党党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，以确保国民党骨干人员与帮会组织划清界限。不过，国民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打击和削弱袍哥会既有的实力，其暧昧不明的态度实际上纵容了袍哥会的存在。

老百姓只看到了政府对于袍哥会的禁令一再发布和重申，却不知道其密令中的姑息政策。于是，民众很困惑为何在政令已经明令禁止的情况下，袍哥实力还是无处不在。

袍哥会的结局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据初步调查，成都的袍哥“公口”数量就达到了1000多个，重庆也拥有300多个。四川各乡镇袍哥组织发展很快，甚至形成了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城市就有一个公口的局面。如雅安县的袍哥总人数达到了10084人。

出生于绵阳安县的作家沙汀创作的小说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，便是以安县秀水一带的袍哥茶馆为原型而写的。据考证，安县最早的袍哥会堂口为花荄乡的西昌公社，成立于1862年，最晚的是兴仁乡的成城公社，成立于1947年，全县20个乡镇先后建立18个堂口，加入袍哥的人数最多时达3万余人。

三大战役之后，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性转变。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，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战略决战中基本被摧毁，剩下的兵力已无力抵挡人民解放军的南下，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。

危机之中的国民党当局再度利用袍哥势力，策划推行流氓政治与共产党相抗衡，作垂死挣扎。在国民党的暗中指使下，袍哥队伍展开了疯狂的反共特务活动。他们自恃为“地头蛇”，又与群众穿戴无异，随时都可以对解放军发起袭击，解放军由此损失惨重。

袍哥会在当时犹如黑社会组织一样，烧杀作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国民党依旧没有从失败的现实中清醒过来，蒋介石纠集一切反动势力同中国共产党继续展开殊死搏斗，妄图扭转局面，进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步伐。

国民党在解放战争后期，寄希望于迁都重庆来达到与解放军继续抗争下去的目的。蒋介石妄图利用川西袍哥的实力来对付共产党，国民党吸收大量袍哥成员加入武装反抗军，其中尤以五期“游击干部训练班”最甚，学员几乎全是袍哥会成员。

由刘伯承、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西进川东，贺龙率领的第18兵团南下川北，两支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，攻城拔寨，席卷大西南。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；12月27日成都解放；至1950年4月初，四川及西康全境获得解放。

1950年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《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》，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地下帮会的高潮。袍哥帮会组织被取缔，重庆袍哥头目石孝先、成都大袍哥头目冷开泰、绵阳袍哥头目左汉章等被镇压，各地方的袍哥组织纷纷瓦解，袍哥会的百年历史走到尽头，就此覆没。

（据《看历史》张嘉友、赖永光∕文）

附录：

“袍哥”名称的由来

四川的哥老会，又名汉留，俗称袍哥。相传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“洪门”的一个分支。约在康、雍、乾年间。随湖广、闽、粤、赣移民入川，经过长期发展，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、带有社会互助性质、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。

“袍哥”之名，相传得于《诗经》中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之句，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弟，同生共死。袍哥又名“汉留”，得名于《三国演义》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，间指入会者誓不事清，奉汉反满之心。

在袍哥组织内部，形成了有高低级别之分的堂口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个班辈。其中，参加仁字堂的以士绅为多；义字堂以商人为主；礼字堂充盈着匪盗、地痞和士兵；智字堂多为农民、小手工业者、船夫、车夫；信字堂人大多来自“下九流”者，如卖唱、搓澡之流。

袍哥中最初又分“清水袍哥”和“浑水袍哥”两种。所谓“清水袍哥”一般指虽然参加了袍哥组织，但不干违法乱纪的勾当；“浑水袍哥”则是一些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的土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的界限逐渐模糊。

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，先后于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、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两次下令解散哥老会，地方长官未敢认真执行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一帮会组织才被彻底取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