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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袍哥会的膨胀与覆灭
来源: 贵州四川商会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6-06-22    点击次数: 7466

四川袍哥会的膨胀与覆灭


袍哥是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之一(另两个为青帮、洪门),袍哥组织在四川存在了100多年,成为一般巨大的社会潜势力,在四川近现代史上有其独特的影响。袍哥会发源于清朝初期,盛行于民国时期,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取缔。

袍哥参政

民国初期,四川的党、政、军、农、工、商各界都有人参加袍哥组织,甚至有人曾公开表示“没有参加袍哥组织者就很难在四川社会上立足”。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,袍哥帮会势力开始广泛渗入到社团和政党阵营。

到抗日战争后期,袍哥人数越来越多,袍哥组织数量不断增加。各地方上的袍哥组织首领有了扩张势力的野心,同时也有了一定的实力。袍哥组织的领导人物迫切希望通过政治上的“合法”化来对袍哥组织旧有形式进行改造,于是,参政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
袍哥头目首先对袍哥会成员进行联合和集中,一些分散性的袍哥会抱团组成了更大范围的地区性的组织。壮大后的袍哥团体打着“民主”招牌,成功入围地方性政权和参议会,妄图参与国家政治权利的再分配。由此,袍哥组织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途径跻身政坛,也就从秘密转为了公开,从非法转为了合法。

此前,蒋介石曾经为了控制住四川地区,采用了联合军阀和袍哥组织的办法,让其联合治理四川的地方事务,但是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后遗症,袍哥力量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。

抗战胜利后,四川地区的最大帮会组织——袍哥会也在此次风潮中建立了两大政党。两政党之一的“中华社会建设党”是四川袍哥首领冷开泰、邓叔才所组织建立的,总部设在成都。这个“中华社会建设党”号称以“阐扬民生主义”为党的宗旨,实际上与原来袍哥组织一样,“旧瓶装新酒,换汤不换药”。

1947年,国民党政府为装点门面,稳定政治局势,在各县炮制“国民代表大会代表”选举。在这种背景下,四川袍哥会竟然在四川地区演出了一幕幕明争暗斗的闹剧,垄断了选举。袍哥总社舵把子(即头目)蓝尧衢,曾投靠过国民党元老戴季陶、张继等,以政客兼企业家身份活跃于成都,蓝尧衢凭借自己的财力在投票前夕拉票,最终当选。

还有一次在成都“国大代表”的选举大会上,曾因为袍哥强行介入选举,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邓锡侯差一点交不了差。当时,国民政府内部已暗中钦点四川的大军阀之一,郑州绥靖主任孙震为“国大代表”。岂料这时出身袍哥组织、人称“西霸天”的徐子昌硬要和孙震争夺“国大代表”这个名额。最后虽然孙震做出了让步,但是却无疑让国民党民主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受到更多诟病。

至于重庆地区,“国大代表”在基层选举阶段也由袍哥所垄断,参选者90%以上都是袍哥,大都是来自乡镇保长和有袍哥背景的工商界活跃分子。目睹“国大代表”选举的种种黑幕,原本没有袍哥会背景的人也寻求袍哥组织的支持,以提高当选的可能性。有些人甚至在临选之前加入袍哥会。

国民党对袍哥的态度

袍哥会的纪律性较差,内部管理业更为混乱,对政治秩序的干扰远大于贡献。以当时的四川省什邡县为例,当地的袍哥头目有宣意儒、马伯华、丁聘如和徐乐斋四人,他们并称为当地的“四霸”。这帮“袍哥舵爷”大都身兼本地要职,做了名副其实的“地头蛇”。在他们的下面又有一支俗称“豆芽子”的手下作帮凶横行乡里。

“四霸”主要通过公口(又称山头、堂口)与亲属联姻的方式,逐步建立并扩大自己在袍哥江湖中的实力,成为地方帮派组织。当年,什邡的县长在工作中都不得不备受袍哥的刁难;每一任县长都要专程去“袍哥舵爷”的家中拜访,拉拢关系。

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四川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,任何一个外来上任的行政官员或者是客商,如果没有向袍哥“拜码头”,那么他们都可能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,甚至有人为此丢掉性命。

此外,袍哥会在经济方面的实力也让人不容小觑。1946年夏,成都袍哥协胜公口舵把子陈俊珊病故,现场设有灵堂,举办的流水宴席时间长达七天七夜,据称招待了上万人次。来自军政各界的人士近300人参加了送葬仪式。祭幛、挽联、花圈、锣鼓长达几十条街,身着的孝帕孝服,形成了白色的人流。成都春熙路、东大街、总府街等闹市,竟出现万人送葬的场面,在送葬队伍中还有狮子龙灯,沿街码头设香案路祭。据统计,丧葬费耗资40万银元,耗费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,而这笔巨额消耗,都由成都市和周边县城的袍哥筹集。

1947年11月,面对地下帮会持续的肆意妄为,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日渐高涨,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,1948年8月国民党行政院发出训令称“各地帮会组织因其份子复杂,行为诸多不轨,各级地方政府自不得准其备案。”

在四川,重庆市市长收到了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的来信。来信直言“川中社会下层多为哥老所把持,登高一呼,乱者四应,前途未可乐观,应设法制止,以遏乱荫。”然而,国民党其实另有打算,他们表面上称要肃清政治军事队伍,实则是在遏制共产党力量深入到帮会之中,同时一并打击共产党在川西的扩张。

不过,国民政府也确实担心袍哥组织制造出更多的混乱,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秘密的政策规定,暗中禁止国民党党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,以确保国民党骨干人员与帮会组织划清界限。不过,国民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打击和削弱袍哥会既有的实力,其暧昧不明的态度实际上纵容了袍哥会的存在。

老百姓只看到了政府对于袍哥会的禁令一再发布和重申,却不知道其密令中的姑息政策。于是,民众很困惑为何在政令已经明令禁止的情况下,袍哥实力还是无处不在。

袍哥会的结局

新中国成立之初,据初步调查,成都的袍哥“公口”数量就达到了1000多个,重庆也拥有300多个。四川各乡镇袍哥组织发展很快,甚至形成了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城市就有一个公口的局面。如雅安县的袍哥总人数达到了10084人。

出生于绵阳安县的作家沙汀创作的小说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,便是以安县秀水一带的袍哥茶馆为原型而写的。据考证,安县最早的袍哥会堂口为花荄乡的西昌公社,成立于1862年,最晚的是兴仁乡的成城公社,成立于1947年,全县20个乡镇先后建立18个堂口,加入袍哥的人数最多时达3万余人。

三大战役之后,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性转变。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,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战略决战中基本被摧毁,剩下的兵力已无力抵挡人民解放军的南下,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。

危机之中的国民党当局再度利用袍哥势力,策划推行流氓政治与共产党相抗衡,作垂死挣扎。在国民党的暗中指使下,袍哥队伍展开了疯狂的反共特务活动。他们自恃为“地头蛇”,又与群众穿戴无异,随时都可以对解放军发起袭击,解放军由此损失惨重。

袍哥会在当时犹如黑社会组织一样,烧杀作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国民党依旧没有从失败的现实中清醒过来,蒋介石纠集一切反动势力同中国共产党继续展开殊死搏斗,妄图扭转局面,进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步伐。

国民党在解放战争后期,寄希望于迁都重庆来达到与解放军继续抗争下去的目的。蒋介石妄图利用川西袍哥的实力来对付共产党,国民党吸收大量袍哥成员加入武装反抗军,其中尤以五期“游击干部训练班”最甚,学员几乎全是袍哥会成员。

由刘伯承、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西进川东,贺龙率领的第18兵团南下川北,两支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,攻城拔寨,席卷大西南。1949年11月30日,重庆解放;12月27日成都解放;至1950年4月初,四川及西康全境获得解放。

1950年10月10日,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《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》,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地下帮会的高潮。袍哥帮会组织被取缔,重庆袍哥头目石孝先、成都大袍哥头目冷开泰、绵阳袍哥头目左汉章等被镇压,各地方的袍哥组织纷纷瓦解,袍哥会的百年历史走到尽头,就此覆没。

(据《看历史》张嘉友、赖永光∕文)

附录:

“袍哥”名称的由来

四川的哥老会,又名汉留,俗称袍哥。相传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“洪门”的一个分支。约在康、雍、乾年间。随湖广、闽、粤、赣移民入川,经过长期发展,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、带有社会互助性质、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。

“袍哥”之名,相传得于《诗经》中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”之句,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弟,同生共死。袍哥又名“汉留”,得名于《三国演义》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,间指入会者誓不事清,奉汉反满之心。

在袍哥组织内部,形成了有高低级别之分的堂口,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个班辈。其中,参加仁字堂的以士绅为多;义字堂以商人为主;礼字堂充盈着匪盗、地痞和士兵;智字堂多为农民、小手工业者、船夫、车夫;信字堂人大多来自“下九流”者,如卖唱、搓澡之流。

袍哥中最初又分“清水袍哥”和“浑水袍哥”两种。所谓“清水袍哥”一般指虽然参加了袍哥组织,但不干违法乱纪的勾当;“浑水袍哥”则是一些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的土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的界限逐渐模糊。

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,先后于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、二十七年(1938年)两次下令解散哥老会,地方长官未敢认真执行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这一帮会组织才被彻底取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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